［3］(P199)我国19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也规定，国家保护社会团体依照法律、法规及其章程开展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
2] 有关讨论情况，参见法学所编辑部编：《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很快，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成为一个修正版本。
但中国宪法的实施还有另外一种观察视角。（五） 人民司法的重构 按照法学界的习惯理解，谈法治必须首谈司法，这里放在现象解释部分的最后来谈，主要是因为笔者认为司法的问题必须以司法之外的思想与制度状况为背景才能合理地谈论和判断。二、中国法治的现象解释 对当代中国法治，左派愤怒，主要原因在于形式主义的法治忽视实质正义和社会公平，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导向。改革时代，尽管法院里没有宪法的踪迹，但依据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创造与实施的政治社会过程却十分丰富，如小岗村实践推动了中国经济自由权和私人财产权的确立。恢复性司法表达的是一种更加健全的法律社会观，不再将实证法律作为凌驾社会之上的神圣物，也不再将法官作为神圣裁判人。
2008年8月，被宪法学家高捧的齐玉苓案的司法解释被明确废止，在制度意义上堵死了通过法院实施宪法的可能性。从既定状况出发，中国法治的理性展望呈现为三个基本面向：司法正义以普通法治为基本目标并注意发展法治理性的权力间对话机制。我觉得两位在做的事情，好像一个人同时抛球接球，可是手上球太多了些，我担心什么时候球会失手掉下来。
崇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高全喜从几个方面把政治宪法学的意义和必要性阐述了出来。一中各表就成了我们将来谈判的宪法正当性基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关键就在于政治精英和一般民众在变革时期，能够达成共识，构建出一种具有权威的民主宪政框架。治病救人需要医学，杀人不需要医学，同样，宪法学是治乱救国的学问，革命不需要宪法学。
那么，中国的英美式宪政传统在哪里？1949年之前，中国有过几次立宪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值得我们参考。从历史的叙事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宪法学，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第一点，当我们说到中国宪法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局限于大陆，而必须具有大中国的视野。为什么权力必须分立？《联邦党人文集》里面有一段精彩的话：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第二是整个近代以来中国宪法的基本精神是从富强到自由。革命终结一个旧的政治时空，制宪权开辟一个新的政治时空，革命的历史意义就没有那么宏大了，更为重要的是创制。
而我们关切的问题之一，就是至少在既有的宪法框架内，加强执政党对人民的代表性。首先，就是中国有个古今之变，中国的古今之变就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构建过程。高全喜： 陈端洪的这个排列顺序是从理论中抽取出来的，还是从现实中抽取出来的，还是从自己的价值判断出来的。陈宜中(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 高全喜提出英美类型或英美路径的制宪理念，但是实际上，这个制宪理念就其实现方式、社会基础与制宪主体来说，却似乎既不是那么英，也不是那么美。
只要大陆坚持要统一台湾，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就必须解决，而解决的办法只能通过宪政。实际上，通过不同的对话方式，通过非宪法层次的宪法建构，中国人民已经出场了。
姚中秋： 我对陈端洪的研究有一些异议。但是我认为，问题恰恰就在这个起点上，他实际上说的不是宪制，而是专政。
我觉得批评的话固然是很正确，但是也有可能因为过厉苛责或过高期待而压抑一种更具现实感和关怀意识的学术思考。在欧美，自由主义都是建国以后才设法落实的事，建国本身则带有或多或少的威权色彩。陈端洪老师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学术上认真对待政治宪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把他的绝对宪法/相对宪法或宪法/宪法律的概念范畴引进来分析中国宪法的根本法结构，这种分析需要首先撇开意识形态（无论是官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民间部分人士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认真对待我们1982年宪法的完整文本。立宪背后不仅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核心价值重建的问题。制宪权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民族对自己政治存在方式的总决断的权力。政治是什么？是不是掌握主权的人的行动叫政治？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掌握主权者的行为，通常是纯欲望的呈现，跟政治没有关系。
宪法学家觉得序言不重要，但是政治学家觉得序言是最重要的。第一，端洪谈到了宪法是什么以及与专政的区别，然后按照宪法的逻辑来说他的政治宪法学。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宪法学所理解的狭隘的宪法，跟现代国家构建是一个不能重叠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之间有巨大的错位。有人提到中国宪法总纲第一条和第二条存在原则冲突，关于这种冲突，陈端洪老师另有一个概念：双重代表制。
这点上我是认同的，我们要从真实出发。也就是说，这里的问题不是社会在哪里，而是让制度把社会解放出来，把它的创造力释放出来。
作为宪政主体的人民是抽象的，不能直接出场，只能由其代表出场。受规范法学影响比较重的人对此冲突是天然不可调和的，于是便根据极其形式化的标准加以取舍，但在陈老师那里恰恰认为这是宪法内部原则冲突问题，不能在形式上简单取舍，而应进行实质性的解释。如果将代表性问题作为历史命运的选择，一次性地凝固下来，那就无所谓宪政改革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宪政是权力切割术。
选举就是代表人民的一种方式，虽然并不是唯一的方式，但仍然是最有力量的一种方式。我们不仅要构建宪制，还要构建社会。
英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光荣革命，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利益分歧的情况下实现合众建国，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建国的基本原则上存在共识，宪政背后有公认的最高立法原理。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策略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尤其是1949年之后革命问题的一个判断。
任何国家权力，都必须在宪法的权威之下活动。这就涉及两种思维，一种是革命的思维，一种是宪法治理的思维，也就是理性建构的思维。
高全喜讨论美国政治的秘密，最后归结到清教徒精神、公民美德，这些玩意儿都不是在政治建制里面成长起来的，而是自主的、自治性的社会产物。中国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我们从1840年开始的国家建构，经过革命，通过一党执政的方式来承载普遍主义的要求。例如你谈及的根本法第五条关于保障人民权利的部份，为什么不可以将它放在宪法第一条？这个次序为什么不可以改？这个问题似乎无法回避，因为今天大家之所以觉得宪政改革有迫切性，正是因为现有的宪法问题重重。研究政治宪法学，不是专门讲好话的歌功颂德派，最后研究出来什么都是对的。
所以，在讨论政治宪法学的时候，社会是不能缺席的。行使权力的，都是凡人，不是神，而凡人一旦被赋予无限的、不受限制的权力，既有可能大善，也有可能大恶，太危险了。
在现实中，两方对立，最后可能是战争。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宪法是一种发展的宪法，而不是一种规范的宪法，也不是德沃金讲的自由的宪法。
两岸的经济合作协议签了，问题也解决了，这符合主权原理或者宪法原理吗？这个需要首先解决台湾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吗？但是我们解决了。但这是个实然，认清实然之后，还有一个应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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